門房大叔早就看到了何銳這隊人馬直奔學校而來，等隊伍停在門口，門房里的人不敢立刻出來，先在窗邊往外看。
好在有人記性不錯，認出了站在門口的何銳，便大著膽子走出來說道：“這不是何先生么？”
說話間，幾個人從國立北洋大學堂的主建筑立面出來，急匆匆趕到門口。為首的是個穿西裝的年輕男子。正是國立北洋大學堂的校長趙天麟。
趙天麟校長今年29歲，是公派去美國留學的歸國博士。見來的人是何銳，遠遠就喊道：“何兄，你這么快就回來了。”
何銳也不拐彎抹角，“此次前來，是想請趙兄幫忙……”
趙天麟聽何銳一五一十將此次出關的原因和目的講完，才問道：“何兄需要我做些什么？”
“請趙兄借宿舍給我用幾天。還想租貴校的油印室印刷一批東西。”
趙天麟稍加考慮就答道：“既然是為了出關對付日本人，在下自當相助。只是何兄的部下需得遵守學校紀律。”
何銳知道這時代的軍人名聲‘非常一般’，便向趙天麟介紹了自己的部隊，“和我在一起的青年軍官剛畢業三天。不知趙兄對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紀律評價如何。”
聽聞青年軍官都是剛畢業的軍校生，趙天麟放下心，“何兄，我這就安排。”
兩個小時過去，在國立北洋大學堂的四層主樓辦公室里，何銳謝道：“趙兄可是幫了我大忙。”
趙天麟也覺得事情出乎意料。幾天前何銳回國第一站就是天津。兩人短暫相見，何銳把兩個裝滿了書籍資料的大箱子寄存在趙天麟這里，約定不久后來取。
現在何銳從北京跑回來，又把隊伍帶到學校。好在此時學校放假，趙天麟把部隊安排進國立北洋大學堂的宿舍住下。
但這些對趙天麟也不是特別的問題，畢竟在趙天麟看來，何銳的確是軍人，卻也是一名學者。便笑道：“上次與何兄匆匆一見，未能暢談。此次何兄總不至于又急著走吧？”
國立北洋大學堂校長趙天麟知道有何銳這么一個人，是一年前的事情。趙天麟自己畢業于國立北洋大學堂，去日本留學的同學歸國的時候，帶回了何銳寫的日本版《地緣政治學》初版。把此書推薦給趙天麟。趙天麟留學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，并不怎么懂日語。靠粗陋的翻譯，讀的十分不過癮。
趙天麟寫了封信，請外交部的人幫忙，把信轉交給何銳。很快，趙天麟就接到了一個大包，里面是何銳幾本書的漢語版本手稿。
何銳不僅送來了手稿，還附送了印書的錢，請趙天麟把書印出來。趙天麟讀完之后對何銳頗為欣賞，當即行動起來。這些書每一本都印了兩百冊，趙天麟按照歐美習慣，向京津兩地學校寫信推薦，請國內大學的圖書館收藏。
各個大學也都給趙天麟個面子，收藏了何銳的這些著作。兩人自此成了筆友，經常書信往來。
聽趙天麟想交流，何銳鄭重保證：“當與趙兄聊到盡興。”
兩人雖然當了一年筆友，卻是第一次面對面的暢談。從世界局勢，到歐美的思想學術。趙天麟聊的暢快。聊完幾個話題，趙天麟又問道：“何兄剛從日本回來，如何看國內的局面？”
“不知趙兄怎么看？”
“當下各地督軍當政，橫行不法。國家這么下去怎么能好。”
“趙兄所說的沒錯，中國此時已經政令不通，軍令不暢。再這么下去，只會陷入分崩離析的局面。”
趙天麟嘆息一聲，“唉……何兄以為，若是在中國建立三權分立的制度，完備法律，可否能扭轉當下的局面。”
“趙兄。三權分立的制度既不夠好，也不適合中國。中國現在五萬萬人口，土地雖然不小，卻多是山地。沒有工業體系，現階段技術下糧食產量已經到了上限。人均能分到的糧食只能讓民眾在饑餓線上掙扎。美國幾乎殺盡了印第安人，搶來的國土上平原廣闊，耕地眾多。是個地多人少的局面。美國距離歐洲又近，工業發展條件不錯。把美國制度用到中國，難免張冠李戴。就算真在中國推廣開來，既不可能救國救民，也不可能富國強兵。”
趙天麟聽完不禁點頭，卻又問道：“便是如此，法律和法治總不能不做。”
“法制是很好的工具，但是各國法律無一不是基于其本國社會發展基礎之上。我也認為非得有法制不可。但是美國的法律體系是在美國發展過程中出現，服務于美國國家。中美兩國國情不同，發展方向不同，美國法律不適合中國。”
“不知何兄眼中的法治是何種模樣？”
“法治，其目的是確保政體，實施分配，成本轉移。確保政體這事咱們就不用討論了。中國人多地少，人均低，剩余產品極少。即便國家真的能分配，窮人不可能靠社會剩余產品生活，連最基本的維系生存都做不到。以當下的中國，成本轉移倒是從不拉下。上有督軍聚斂，下有地主士紳們將他們的稅收成本轉移到本就朝不保夕的佃農身上。哼！”
說到最后，何銳忍不住冷哼一聲！心中頗為憤慨。
趙天麟也跟著嘆口氣。何銳所說的內容都是法治的基本內容，并沒有什么討論余地。面對中國現狀，趙天麟也十分沮喪。只能勉強說道：“當下的中國該如何是好。”
何銳此時平復了情緒，“辦法自然有。中國所需要的法治當以扶助勞動者為核心，而不是繼續幫助有產者。先要提升中國的生產能力，增加勞動者收入。制定稅法，盡可能少從勞動者身上收稅。但勞動者們收入上升，哪怕每個人只交一點，以中國近五萬萬人口，稅收總量也已經非常可觀。建立起有效率和清廉的政府，把一部分錢投入到軍隊，建立保衛國家的力量。剩余的稅金用來擴大生產，普及教育和衛生，以及對受災民眾的救濟之上。雖然中國有近五萬萬人口，想富裕起來并不容易。可這么做后，就逆轉了頹勢，讓中國走上向上發展的道路。中國復興并非不可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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